关于农村反邪教现状与思考

西班牙作家塞萨尔·比达尔认为：“邪教是一种有着金字塔式结构，要求信徒绝对服从的团体，而其最终目的（除所谓的精神上的）是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因而邪教本质的特点就是绝对或神话了的宗教的力量，自称有超自然力量；宣扬具体的末世论，打着拯救人类的幌子，散步迷信邪说，编造并计划歪理邪说；用蛊惑、蒙骗的手段发展成员，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和摧残；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满足私欲，利用包括恐怖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危害社会。他们不仅编造歪理邪说，制造思想混乱，而且建立邪恶组织，制造恐怖事件，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仅盘剥信徒钱财，非法谋取暴利，扰乱国家经济次序，而且制造敌对政治势力，扰乱国家政权正常运转，接受外来分裂势力的帮助，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邪教活动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虽然成因纷繁复杂，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在历史新时期，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传入的同时，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也随之进来，并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相结合，在此背景下，“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乘我国思想价值体系重建的空隙，利用腐朽落后的文化改头换面，兴风作浪，肆虐为患，尤其是偏远农村，活动的教派类邪教种类众多，这些邪教组织往往宣扬信教能防病健身乃至成神成仙，与特异功能、伪气功、迷信活动渗杂在一起，欺骗性强，蔓延性快。

一、 邪教成员的参教原因

一是我国农村长期受各种迷信思想的影响，万物有灵论、因果报应论等封建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由于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不够丰富，人生信仰出现缺失，一些人精神、生活、身体健康方面遇到了困难，把命运寄托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上。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精辟指出，“围绕癌症等特定恶疾所滋生的一系列社会想像不仅为患者增添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是阻止患者选择正确疗法的一个主因”。确实，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人们因为享受不到好的医疗服务，造成邪教分子有可乘之机，患病者投向邪教以求可以去病强身，结果迷信思想抬头，为极具欺骗性、迷惑性的邪教组织萌生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空间。

二是基层组织管理薄弱。导致“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乘虚而入。当前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感性不强。有的基层干部对宗教和邪教分不清，存在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有的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低，缺乏政治敏锐性，对邪教组织的初期活动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有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甚至也加入“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助长了邪教组织的活动。

三是群众的盲从心理。根据《邪教盲从与宗教信仰的文化辨析》中所说的，人们为了改变自身的现状，看着别人的做法而去跟随，听从亲戚朋友邻居的劝说而盲目的跟从。可以说这种心理是现在的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心理，大众的心理即盲从，盲目跟风。社会上的从众的心理也加剧了信邪教人数的增加，以及这种现象也普遍的出现了。同时一般来说，人们对亲属邻居、朋友比较容易相信，思想不设防，有不少信众就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人信“教”以后有许多的甜头，似乎更加坚定了信心，普遍存在着“反正信了，只有好处没坏处”的心理，这就更容易盲从加入邪教。

四是法制观念不强。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普及全民法律意识是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一项主要工作。然而，一些农村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少农民甚至一些干部仍然在法不入户的沙漠中盘桓，泾渭不明，是非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　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蔓延有其国际背景。

五是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蔓延有其国际背景。在已知邪教名单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邪教组织大部分是在国外建立，邪教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的，在成立之初很明显受到了国外反华势力的援助。同时，在邪教被打击后，主要的分子，首要人物又大多逃到国外，受到政治庇护。可以说反华势力是邪教的摇篮，邪教便是这些势力的炮灰。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的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传入。西方的邪教组织也抓住这个机会大肆传播其所为教义。然后国际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给中国邪教的产生提供了辩解。正如文国伟的反邪教论文中提及的“邪教深受国际的政治，文化，宗教，社会根源的影响”也反映了这点。

二、 新形势下依法治理邪教的思路、途径和方式研究。

邪教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对人类和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在我国严重威胁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防范和打击邪教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从完善法律、加强宣传、综合治理、文化建设等诸多环节加以综合治理。

一是推进反邪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法治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反邪教的最好武器，依法处理邪教问题是国际通行做法。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依法打击邪教的明确化、清晰化，让整个社会更加认清邪教的本质、本性，把犯罪与信教严格区分开来，把打击邪教与允许正常宗教活动严格区分开来，依法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越明确、越清晰、越有力，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信念就更加坚固。如果说打击邪教违法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那么法治力量的彰显就是巩固共识、凝聚力量的前提和基础。” 当然，法治以法制为前提。法国在2001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邪教法《阿布-比尔卡法》。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也非常注重反邪教立法工作，比如日本的《宗教人法》、《关于限制滥杀无辜团体的法案》和俄罗斯的《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等，都有限制邪教以及针对邪教组织的内容。在我国，反邪教工作尽管已有了比较系统的工作方式和成熟经验，但反邪教立法还未取得根本突破，现有的司法解释以及对原有法律规定的修改等位阶较低，且操作性、规范性所受牵制较多，不利于打击邪教犯罪的执法和司法。在此背景下，借鉴国外反邪教立法的经验及其运作模式，尽快制定出台具有我国特点的相关系统性法律，为推进反邪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提供保障已然非常重要。

二是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正确引导农民群众。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文化活动加强指导和扶持，结合新农村建设规划，配套必要的文化设施和设备，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文化干部到农村辅导农民办文化。大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通过“文化下乡”系列活动，活跃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大对村民自办文化的监督、引导，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揭批的导向作用。坚持经常宣传和重点集中宣传相结合，保持强大的舆论高压态势，为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改变少数人工作、少数人知情、多数群众对反邪教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利用文艺汇演、反邪教漫画、宣传手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反邪教育，把对邪教的宣传揭批触角延伸到基层村庄的各个角落，使群众真正认识到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反对邪教。

三是加强和创新社区组织建设。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重在夯实基层基础，乡村和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必须加强守土有责的阵地意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主动服务基层群众，发挥好凝聚引领作用，引导和整合基层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切实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将党和政府严防严惩邪教势力的强硬态势与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结合起来，将解决邪教及其受害者的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贯穿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始终。要坚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夯实组织基础，增强凝聚能力，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以自身的组织体系优势及党员力量融入基层社会运行的全过程，有效汇集和回应民生、民情、民意，及时掌控邪教势力传播渗透的第一手信息，把治理邪教传播渗透的理念融入社会组织的常规运行中，促进社会组织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要建立健全以人民调解防护网为基础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机制，强化社区矫正教育、监管、服务、疏导作用，着力增强反邪教宣传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实效，筑牢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

五是要认真做好教育转化和巩固工作。教育转化邪教一般成员，使他们脱离邪教的精神控制，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治本之策。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需要一手抓教育转化，一手抓依法打击处理。教育转化农村绝大多数一般参与人员，依法打击极少数骨干分子。对少数顽固分子要依法严打。对重点人员专门成立帮教小组重点进行帮教。对绝大多数的农民参与者，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通过亲情感化、释疑解惑、党员示范等方法搞好后续帮教，主动引导参与到正常的文化生活上来，防止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