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这一次源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因为，其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尽管到底是哪一种动物，还有待最终的科学鉴定，但确定无疑是食源性动物。所以，新冠肺炎，属于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所说的“食源性疾病”。

十七年前的“非典”，那以后的若干次禽流感，也都是来自食源性动物，来自活体野生动物和活体家禽市场。俗话说，痛定思痛。“非典”的痛，已经过去了，在公共卫生方面，有所思痛，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还没有。否则，这次的新冠肺炎，应该就不会发生。因为，病毒，来自同样的渠道——活体野生动物市场。

因此，现在，当我们还处于新冠肺炎的深痛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从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度出现？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答案。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是堵住源头。堵住源头，就是防患于未然，是治本之策。如果不堵住源头，那么，如何快速诊断，加强隔离，防止感染，有效治疗，都属于治标之策。

堵住源头，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是如何健全食品安全的法规和管理制度。由于导致“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动物，都是来自活体动物市场，因此，首先，就要看看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食品安全方面的最重要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中，涉及动物的规定只有一条，即禁止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而没有涉及到活体动物。

活体动物如果带毒，怎么办？食品安全法中没有涉及。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人工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须经捕获地或者接收地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方可出售和运输。”

法律规定非常明确。只是，在现实中，难以执行。即便所有的野生动物捕猎和出售者，都老老实实地遵守法规，主动找当地的检疫部门，也没有用。因为，当地检疫部门通常检疫的，是猪鸡牛羊这类饲养的动物，并且是成批量的，凭借丰富的经验，肉眼就可以看出。而这些畜禽群体屠宰的过程中，还有检验检疫环节。

但是，野生动物就完全不同了，其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再有经验的检疫人员，也无法凭借经验就看出问题。况且，哪怕有仪器设备可用，也不知道哪种动物该检验哪些病。更重要的是，“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根本就是未知病毒，专门的科研机构都是在出现了问题之后，费了很多力气，才弄清楚是什么病毒，然后，才研发出检测产品。也就是说，对于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的未知危险病毒，当地检疫机构根本不可能检测出来。

更为复杂的是，个体野生动物的销售渠道，不同于规模饲养的畜禽，基本上是直接进入餐馆或者通过活体市场销售出去的，经常是绕过了检疫机构。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消除野生动物传播病毒的危险呢？最简单而彻底的办法，就是全面禁止捕捉、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从国民营养的角度看，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野生动物在我国肉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只是，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习惯，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吃一些地方特色的野味，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如果要彻底取缔所有的野生动物食用，可能比较困难，不容易做到。尤其是有的野生动物，已经开始有人工养殖了。

因此，在思考如何完善野生动物管理制度时，要同时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要更有约束力，能够大大提升风险防控水平；第二，要更容易操作，使得法规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只有找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措施，才能够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事实上的放任自流现象。

为此，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探索构建起一个有效的野生动物消费风险防控体系。

第一，实行可食用野生动物的正面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了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有两大类：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现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包括了97种一级保护动物和160种二级保护动物。这份名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是正面清单，而对于可食用野生动物来说，则是一份负面清单。即，只要不在这份名录上的野生动物，都可以捕捉食用，其种类数量，非常庞大。

实行可食用野生动物的正面清单，是把可以食用的野生动物，人感染疫病风险很小的动物，列入可食用名录。没有列入名录的动物，一律不得捕捉、出售和食用。列入名录的动物，要严格进行科学审定，一般是较为常见的，尤其是已经有部分人工饲养的动物。这样，可以只纳入很少量的野生动物，而把绝大部分野生动物，排除在外。

第二，严格限制和监管野生动物的销售与消费渠道。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取缔所有的活体动物销售市场。这也包括活禽市场在内，以防控禽流感的风险。对于列入正面清单的野生动物，要实行定点屠宰（可结合家禽屠宰点）制度、销售许可证制度和餐饮加工许可证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建立起野生动物消费的可追溯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消费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也要反思一下，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有哪些陋习，需要摒弃。其中，有的很明显违背现代文明，如吃鱼翅；对于数千万养宠物狗的人来说，吃狗肉，也是无法接受的，更不要说参加什么狗肉节。在全面小康的现代社会，吃野生动物，不是正常的饮食需要。那些喜欢吃野味的人，也许是出于口味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猎奇，出于虚荣，出于虚妄愚昧的养生保健说法，等等。因此，即便不考虑疫病的危害，仅仅从保护生态的多样性，提升社会的饮食文明出发，也应该加强对大众的宣传和引导，摒弃那些有违现代文明的饮食陋习，严格控制食用野生动物。

由于有人贪吃野生动物，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健康代价，以及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无动于衷，而必须采取果断而有力的措施。

对野生动物的远离，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